cathryn

忘了多久没有来过blogbus,也忘了多久没有来过自己的blog.这里是我第一次写blog的地方，这里还保留着我高中的记忆，我高中的思绪。今天再登陆进来，感觉居然有点陌生。不更新的blog相当于油尽灯枯的人。我不想自己的blog停止在过去，虽然更新的时刻显示静止在了某一个日期。

刚刚去过一个高中好友的blog,和我的一样的背景，有着美丽的内容，我所指美丽的内容，其实就是生命的写照，生活的显影，活着的喜怒哀乐。不要以为鬼魂来了，更本没有那样的事情，我很好，什么事都没有。我刚刚在填一个申请表，正填得头疼不已。我还正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让这个日志彻底的沉睡呢，想了想，没关系，偶尔来冒个泡，喘口气，这个blog就还活着，活在我在广州的日子，活在我在家的时光，正如下个星期我又回到香港了，这里又要冬眠了。

现在再看我当初编的tag name，突然怔了一下。我好像在无意识间，忘掉了一些事情，一些我曾经很珍视的事物。

写这篇blog的时候，我也正在听王菀之的歌，我以前从来不认为广州话歌曲里面会出现梵高和梵高的生活和品性，原来我是错了，所以我现在挺喜欢听她的歌。

RT

When I am in HK, here will be shut down.

You can refer to http://www.xanga.com/cathryn_xie

那天和流畅同志聊天，她告诉我这个报纸，以前都没认真看过。谢谢哦^_^

推荐几篇文章

市场自由与市场秩序

http://www.eeo.com.cn/jjgcb/yaowen/2006/07/08/21310.html

相当的有道理，经济+法律，剖析中国市场上的问题很深入，心服口服

信用卡垄断者的雏型 银联“强势”背后 http://www.eeo.com.cn/jjgcb/shichang/2006/07/08/21321.html

其实yr0我才真正成为有卡一族，走人之后卡又取消了，又变成无卡一族了，平时在享受信用卡、储蓄卡、银行卡带来的方便的同时，我很少查帐，很少留意“银联”，也很少关注到底为了这份方便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与代价，我相信很多人，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都是和我一样的，只知道刷的方便，从来不关心这个方便其实也是自己用手续费、年费去买来的，而“银联”借着了垄断地位和维护垄断地位而行的跨行查询收费，也只不过是在媒体上沸沸扬扬，被专家们骂得不行，回过头来，我们所做的最多是刷卡查询的时候找找有没有发卡行的ATM机，不行的话还是会照刷不误。

其实一张小小的信用卡背后，也还是有很多文章的。真是不看不知道。

http://www.eeo.com.cn/djgz/2006/07/15/21502.html

经济观察报网上的一篇文章，谈了消费现状和问题的，感觉算是比较深刻，也很符合平时所见的情况的。

感觉现在老讲投资投资投资，好像没什么人记得消费了，以前可是老说扩大内需来着。投资是不能忘掉了，毕竟还有expenditure multiplier，不过也不能忘了消费的，毕竟消费可是老百姓最能够切身体会的。

这本书是一个教授送的，不幸的是，我翻了翻，自己学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看起来比较辛苦，有捉襟见肘的感觉，尤其是涉及金融体系的文章，几乎都看不怎么懂。

里面都是大师级的人物的采访稿，比如Paul A Samulson, Solow, Thurow等等，整天引用经济史的东西，而且最强的是，紧连着的两篇经常两个大师的观点完全不同。。。算了，看不懂。。。

要看懂大师的小东西，还是有不低的门槛的。

   QDII，即使这是一个不准确但很生动的名词，已经引得外资“群情激昂”了。
   6月30日中国银监会正式审批通过6家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更是引爆了外资机构的热情。

结构性产品的优势

    根据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应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包括具有固定收益性质的债券、票据和结构性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金融机构如果投资海外市场，结构性金融产品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结构性产品的用途不外乎两点，一是增加收益，二是规避风险。”摩根大通结构产品及解决方案部副总裁王腾耀解释说，“做成结构性产品必须要连接几个市场、几个证券或者几个资产形式，要求流动性非常强，这样才有可能做成结构性产品。”
    QDII，恰恰为外资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舞台。
    王腾耀介绍说：“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香港、台湾还有韩国，结构性产品发展非常快，普通老百姓对结构性产品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以前投资人只能买IBM一只股票，它有可能升也有可能降，投资人面对较大的风险，而如果他买一个结构性产品，当IBM股价涨的时候可以受益，但是它跌的时候有一个最低点，跌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不再参与了，这样对投资人心理上来说有一个保护作用。”
    不过，王腾耀也提醒说，结构性产品虽然能够提供一些简单的衍生产品没有的优点、没有的收益，但是它可能也会有普通产品想不到的或者没有看到的风险。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篮子”里的组合到底是怎么回事。
    实际上，内地投资者接触到的各种人民币、外币的结构性理财产品，大多数由外资银行或者投行开发。“目前国内很多机构都在和我们进行商谈和深入的合作，探讨在QDII条件下产品的具体操作。”瑞银集团有关人士称。

外资的热情

    6月30日，银监会正式审批通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资格。
    外资中最高兴的莫过于汇丰银行，汇丰中国业务总裁翁富泽称：“汇丰在人员和系统方面都已准备就绪，在境外有庞大网络和丰富经验。我们期待尽快开始这些服务，为内地居民优化资产配置，分散投资风险，扩大投资渠道。”
    法国兴业银行集团衍生工具及机构产品亚洲区（日本除外）董事总经理谢李婉雯也介绍说，目前已经和国内诸多机构进行合作，并且已经在今年的1月和3月联手国内金融机构推出了和香港恒生指数挂钩的理财产品以及股票挂钩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花旗银行更是先行一步，在6月29日开始推出新型外币投资产品——结构性投资账户（SIA）。
    这种结构性投资账户通常与具体资产的表现挂钩。此次花旗银行推出的投资产品就是与日经225指数、韩国KOSPI指数200及新华富时中国25指数的表现挂钩，在投资期内，只要上述三种股指下降幅度不超过9%，投资者即可获得每日10%的年收益率。与其他以始末点价格或指数计算收益的产品不同，该结构性投资账户所有收益均按日计提，按季支付，降低了市场波动所造成的影响，使得产品具有100%本金保障的特点。
    当然，一开始，外资银行的重点仍是国内金融机构大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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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不懂，大概看懂，培养点intuition和sense吧。

想起来银行里很多小册子拼命推销自己的新理财产品，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去解说，或者有人去询问，大概这些连VIP都算不上的储户，商业银行实在是不关心了。什么时候拿来看一看，会不会真的买了会有比较高的回报率呢？按道理是不会的，最多是市场平均的投资回报率，但是嘛，总有人是能赚得比较多的，在还没有达到市场平均的时候。所谓的银行大客户，在哪里呢？好像不在我们老百姓的视线里。记得最近刚看过报纸上介绍的理财方案，是外汇挂钩产品，我想买这种东西的话，买家要么自己要懂，要么要找理财代理了，哪有功夫老去研究它，又比较复杂。

老爸总有个观点，如果真的买这些能赚钱，早被人蜂拥买光了，银行还怎么赚钱呢。貌似有道理的，但是这些号称的投资收益率都是>=银行定期利率，貌似也不是没有吸引力的。如果买的人赚了，银行也赚了，那谁亏了没有？

        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华人社会，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一　“冷血”的张爱玲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一个凹凸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她写香港沦陷后的“欢喜”：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
　　她尖锐无比地比较上海和香港：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楚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她完全不动感情地录下悲惨世界的图像：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病人的日子是修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她对自己的自私和冷酷，有一种抽离，仿佛将尸体解剖学提升到艺术层次去欣赏：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23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30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后面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惟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她写黑洞般幽深昏暗的人性，写人生的荒凉：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二　散步的朱兴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谈美》、《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三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作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当时的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日记里记载了这个过程：“晨晤许先生，他说庚委会拨款若干与港大，史乐诗拟聘陈寅恪在港大任哲学教授，一年为期，待遇月薪五百元。”
　　陈寅恪留下，成为港大教授。香港大学中文学会还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欢迎陈寅恪的聚会。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就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序末署的是“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一代大家的学术巨作，在风雨飘摇的斗室中思索，在港大的校园里写成。
　　梁启超在推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时曾经说：“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比不上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的文字。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中，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四　“宣传共产”的萧伯纳
　　这时候，或许有人会说，龙应台，你太苛求了。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对中国文化本来就不熟悉。
　　但是我还有另一个发现。我发现在1933年，当北京和上海各界都在准备盛大欢迎77岁的“和平老翁”访华之前，萧伯纳先来到了香港，在港大礼堂做了一次演讲。一般坊间的纪录说，萧伯纳不愿意正式演讲，只是与学生闲聊，闲聊中，萧氏说，在大学里，学生首先要学会“忘记”———“我们听到、学到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要引我们入歧途的。在学校必须学，不学毕不了业，但要会忘记，要将学到的东西忘记。”
　　可是，我又发现，1933年2月14日，“路透电”的消息说，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说了，而且报导的标题是“对香港大学生演说kk萧伯纳宣传共产”，中国各报都刊登了消息。
　　这时，我才将萧伯纳港大之行和鲁迅的文章连了起来。鲁迅因为萧氏的港大演说而赞颂萧伯纳“伟大”：
　　但只就14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20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50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20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40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但我所谓伟大的，并不在他要令人成为赤色革命家，因为我们有“特别国情”，不必赤色，只要汝今天成为革命家，明天汝就失掉了性命，无从到40岁。我所谓的伟大，是他竟替我们20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未离开了现在。
　　萧伯纳是192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作品、政治思想和对社会的介入，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思潮，是英语世界里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又了解多少呢？
　　
　　五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孙中山算是港大毕业生，大家都知道，而且津津乐道，但是我不免有些“小人之心”，猜测孙中山在港大之所以广为人知，还是一个政治的尺度在衡量价值。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在香港的价值观和语境里，我也注意到，社会关注的核心一直是香港的经济发展，求经济发展，做决策的政府官员和影响决策的专业精英显然是极为重要的支柱。
　　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对“人”不够了解，政治就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对“人”不够了解，法律将只是文字的绳索，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正义。对“人”不够了解，医学的种种研究和发明，脱离人的终极关怀，可能变成技术的竞赛、脑力的游戏，不可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我们所训练的学生，将来要领导这个社会走向未来的精英，对“人”，有多少深刻的体会和认识呢？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kk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李卓芬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1950年代开始，殖民政府因为***惧共而有心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他的诊断多么精确。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今天的演讲，看见校长和几位副校长都全程在场，看见校友们对港大的前途如此关切，我分外觉得感动。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六　两个建议
　　因此今天我有两个具体的建议，一个是比较小的。那就是，希望港大花一笔小小的经费，对港大的历史做一次彻底的研究调查。它当然也应该包括医学史、工程史、法学史，但是我想人文史是港大最受忽视的一环。一个完整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好之后，港大的人文史可以浮现：许地山的办公室门口，陈寅恪的研究室前，被拆掉的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宿舍遗址，朱光潜曾经流连忘返的校园山径，孙中山和萧伯纳曾经演讲的陆佑堂……每一个蕴含人文意义的点，都可以竖一个小小的牌子，透过历史告诉我们一代又一代不断“提着皮箱”到达校园的19岁的青年：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泉源。所有的科学、技术、经济或商业管理的发明，都必须以“人”为它的根本关照。离开了人文，一个大学，不是大学，只是技术补习班而已。
　　另一个建议是比较大的，那就是，希望港大在人文上做最重大的、最严肃的投资，把原来就有的，从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甚至于萧伯纳，所一脉相传的人文传统，一个断掉了的人文传统，重新焊接，重新出发。港大在百年前成立之初的宗旨，就是为中国培育人才。今天我们不必把它狭隘地理解为为中国培育人才，但是为中华文化培育人才，我想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义务。香港或许此刻文化的土壤过于浇薄，但是以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它比上海和台北都更有潜力面对整个华文世界，搭出一个人文思想的平台，成为文化的聚光之处。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这，是我所想象的香港大学的责任。
　　　　　　　　　　　　　　　　　　　　　　　　2005.6.17　沙湾径 
 

        今天数学考试，我亲眼看到我的同班同学作弊，明目张胆的，旁若无人的，我绝对不会捅他出来，大学作弊是会丢掉学位的，我不能理解，也很鄙视他，我看错人了，我想不到这样一个人会做出这样一种行为，简直能让我瞠目结舌！

        不止我一个人看到，很多人都看到了，他就坐在我前面。这样程度的考试，也值得一个人去作弊，而作弊，竟然也值得成为一个人追求成绩的手段，况且这个同学成绩好像还不好，我的天啊。

        这样的情景，简直是在挑战我的道德忍受极限。作弊本来就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不管在什么教育里都有教育过吧，启蒙也好美德也好，不是还上过思想品德修养课吗，上到哪里去了！每次考试之前都说一旦发现要取消学位，那如果我们揭发你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其实我还一直觉得试卷上印着这句话很无聊，很多余，根本没有人会作弊；现在我还是觉得这句话多余，因为我发现写了居然还是有人作弊，可见你写什么都没有用处的，就是写作弊一经发现判死刑都没有用处，因为你根本不会抓到也不会实行的，或者你实行也罢，死的是A, B还是继续作弊。

        作弊，作弊，动机何在。这个同学还在考试前去通宵自习，一个通宵自习的人也有作弊的动机，更是让我不能理解。而且这个期末考试的数学出得这么简单，老师分明就是有意放水，让大家皆大欢喜，居然还有人要为了合格去作弊吗？退一步说，不管动机是什么，难道这些人心里就没有起码的道德尺度吗？难道考试作弊是可以容忍的吗？以前我也见过很多考试作弊的行为，我也知道作弊会造成不公平，但是这个不公平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人总是作弊了还是不合格，我就算看到了，也会出于怜悯的心态，不会把他供出来，或者说我妇人之仁也无所谓，反正是我认识的人，我都不会说出来的，反正说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就算他作弊成了什么第一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也许正因此我总是没有留意过，进而以为大家都不会作弊的，至少在中大在岭院应该没有吧。

         结果我今天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就刚考完数学没多久，我的一个好朋友问我有没有看到这个人作弊，我说看到了，她说其实她知道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在考英语时也作弊，也是岭院的，这个事情更加打击我。英语更是让人无法有动机去作弊的考试，连动机都没有的行为为什么还会出现，而且根本不符合我对这个同学性格的了解。确实，以前综合科周考的时候他也说过自己有作弊，我也听说过，没有亲眼看过，那个时候确实竞争的很激烈，每次都排名，大家都想当第一，那个时候我忙于自己的学习，根本没去管这些，也就由得大家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我也一直不是很欣赏这个同学的为人，可是我真得不能相信我的高中同班同学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教育的失败啊。我不想这么说，好歹这个同学还是表现很出众的一个人。

        其实我的高中母校，是很好的一所学校，学风也是有口皆碑的，即使这样一般的小测验也是有人作弊的。一般是多数同学不会作弊的，有些成绩比较好的和特别不好的同学却会作弊。我原本以为，剥夺学位是很严重的一种惩罚吧，大学能做的处罚措施也不过至此了，如果说以前的测验什么的话，我们学校根本没有老师监考的，全靠自觉的，那就很难说，而且就算给抓到，也没有什么严重后果，只是会让同学不齿而已，顶多在期中期末问题大一点，全校通报点名。因此在不严厉的时候很难说杜绝这种行为，而且作弊的话，道德的约束可能更为重要。但是在大学这种严厉的处罚之下还有那么多的人作弊，莫非是大学生的自我约束或者对规条纪律的畏惧已经如此荡然无存，连如此严苛的惩处都不能起到很好的阻吓作用，那么不妨想想，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又会有多大。

        而我在一入学时就想过，有必要用取消学位那么严重来防止作弊吗，会不会是太小题大做了，看来原来是我高估了现在的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大学生一直给人的印象不是良好有为青年吗？中大不是华南第一学府吗？怎么都会让我看到这种事情，是我把社会想的太干净了吧，什么纯净无污染的象牙塔，见鬼去吧。现在的中国学术造假风波正闹得沸沸扬扬，转念一想，有什么奇怪的，没准明天去读研究生读博士的人正是今天作弊的人，今天作弊明天剽窃更是不足为奇。是不是中国要培养的是这样的大学生，是不是连华南第一学府里面的几乎是最好的学院都有这种事情，其他的学院其他的学校又是怎么样得情况，让我开始胡乱揣测了。但是这两个事情真的可以折射出很多的思考，我不会去揭发他们不代表我认同这样的卑劣行为。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难道他们不怕人家发现吗，不怕被人发现的后果吗？

        可能的话应该这样说，我是看到很多的监考老师的，可是都像睡着了一样，又或者说只是拿来摆的，因为那3个监考老师在那里，在那个同学面前走来走去过几次，都没有看出什么。但是这个问题，我不认为是监考老师或是学校的过失或责任，学校受了你的学费为你提供了教育和受教育的机会，大学不是中学，没有义务管你的道德，人生观价值观，没有人有义务管你作弊不作弊。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一听说这个学校，比如说作弊风盛行的话，任何人都会首先不齿这所学校，再来不齿这个作弊当事人。但是追究起来，你不能说这是监考老师的错，如果这是高考，这么说还有点道理，监考老师也没有办法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吧，再说人要真想作弊，也不是那么容易能看出来的。比如这个同学吧，其实他藏了一叠白纸在抽屉里，没有人看见，我也从后面看到以为是白纸，本来白纸也是不能带的，不过事不关己了，就高高挂起。没想到那叠白纸里还藏了2张A3那么大的纸，写满了字，而且这个同学是一边做卷子一边低头抄东西，动作应该满明显的。我想来想去，觉得这是个比较悖谬的问题。不能没有监考老师，没有的话更该无法无天了，可是有了监考老师又能怎么样呢？要作弊的还是会作弊，大家都当3个监考老师是瞎子而已。学校不可能要求监考老师特别的怎么样怎么样，监考始终是副业，或者说是加班？不可能分工出专业监考员这种东西吧，不然监考成本会很高的，比如每年的高考，新闻都会说今年高考花了……一般都是上千万的。学校本来应该没有监考的义务吧，在我看来，但是学校不得不监考，为了自己的名声，但是学校是处于严重信息不对称的一方，其实是无能为力的，能做的只是吓学生和时不时地做点杀鸡儆猴的事情，效果应该是成边际递减的，很任何新政策一样，刚开始执行的时候会有效，后来越来越没效果，最后沦为完全没有效果的走过场的形式。不能归咎于监管不力，本身这个问题就存在着解决的困境和矛盾，难题。再加上监考老师们往往抱着怜悯的心理，即使看到也未必会说出来，这也算是严苛的政策之下的另一产物。这个问题，我想来想去，都没有办法解决。至于他们难道不怕吗？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啊。怕，有很多的原因，又可能怕的是被发现了没有学位，如果真的这么怕这个，应该是不敢去作弊的，看来不可能；怕，怕人家看到，然后说出去，我猜是不怕的，这个同学就算再白吃应该也很明白，在阶梯教室后面的人随便一看都能看到他在作弊，不过就是他相信大家都不会揭发他而已；怕，怕良心不安，这个理由明显说不通；这么说来，果然没有了约束力，他什么都不怕了，也就肆无忌惮的去作弊了。这存在的是一个自我监督和社会（外部）监督的问题，看来一个作弊，其复杂程度完全不亚于社会难题。有研究的价值了。

        我再想到的问题是，当外部的监督实在没有办法管理作弊的时候，难道人的内心就这么不堪一击吗？

        作弊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有强制力的约束，正如婚外恋等等行为，其实很相似，主要靠的是自我的约束，那么我们的自我约束哪去了呢？这个问题牵扯起来更加麻烦，是众多原因的相互作用，其中包括经济条件、教育、社会环境、家庭影响，很多很多的原因，甚至我以为，有没有学过一点哲学或者看过很多的史书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我甚至觉得超过了我叙述的能力范围，我已经没有办法去驾驭它了。其实就我自己感觉，道德并不是很难培养的东西，对于一个人，十个人来说，但是对于一百个，一千个甚至十亿人来说就成为了很困难的东西，简直是任重道远。道德诞生的很早，却似乎很高级，要建立于比较高的物质水平之上，又要建立于比较高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上，甚至还要建立于比较高的家庭结构，教育水平之上，似乎道德是很容易出现的，但是要完善道德却是比发展经济什么的更加艰难的过程。我知道我走题了，没有资料，没有论据，说了也白说。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是有点发言权吧，我想到了现在的大学生，自然包括我自己，我们到底是怎么了。

        其实我马上就要走了，所以我也不在意流露出一些真情实感，我不想说太多的假话，虽然我知道做人要圆滑。坦白说吧，这一年中大的学生、岭院的学生让我失望。我本来以为多数人应该是比较正直的，我要说一个人高尚的话有很苛刻的标准，但是我总是会找各种各样的优点来告诉自己这个人是好人，是个不错的同学。不过我实在不能接受很多同学在言行举止里透露出来的道德修养败坏与低下，以至于我要怀疑他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有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们进来的分数都那么高，在现实生活中竟然都是这样的表现。具体的我不想举例，牵涉很多个人价值观判断的标准问题，没有一致的标准，也不好说谁对谁错。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表现分明要比他们的分数给人的感觉要低。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路沿用的分数衡量标准也是不正常的。当然，一个分数，你不能要求它高级的甚至能反映人的道德修养，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或者说有可能的一种解决方法大概会是这样，学校什么时候不再是盯着分数去培养学生的话，那么它输送出来的学生则有可能除了有与他学习能力相符的分数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好的道德修养水平。但是这个理想状态，谁都知道，离我们还很远很远，原因太多太多。还有一个问题，我以前从来没有关心过大学、中学扩招的问题，我老觉得关我什么事，现在不管关不关我事，我开始发现它的严重性。据说中国当初扩大本科招生的原因是要尽快提高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水平，什么要超过美国之流。但是没有那么多合格的高中，哪来那么多合格的高中毕业生，也没有那么多合格的大学，自然也不可能把不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合格的大学毕业生。近来除了学术造假，还有个事情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很多人公开的抨击大学教育，甚至用很多极端的言词和行为来表示反对和抗议。我觉得身在其中，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以前以为，大学不会像媒体描述的那么糟糕吧，至少自己来到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大学，不过慢慢也发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事出有因了。其中，扩招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不仅扩招来了不合格的学生，也输出了不合格的学生，如果希望通过大学生的增加来改变社会，本身就是必然而无可厚非的，但是通过不切合实际的扩招这样畸形的方式，要想达到美国的社会文明程度，恐怕是适得其反了。一个社会的本科入学率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含金量太低了。一个社会没有发展到全社会有50%的人接受大学教育，或者一个社会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的时候，硬是去拔苗助长，会有什么用处。所以，一切都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来，任何不切实际的盲目跨越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个小小的作弊，竟然如此复杂，我觉得还有很多要说的话，很多感觉，没有办法想清楚，整理清楚，毕竟，明天要考大学语文，也许我又要当无辜的目击者，又要发牢骚了，因为大学语文又是大学的另一个失败，极大的失败。

        我觉得有时候自己太cynical了，大概是现在太闲了，吃饱饭没事干。

        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最近做了一个报道，颇能帮助我们理解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该报道描述了两个清洁工的命运及背后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观的例证。

　　一个清洁工叫克雷格·琼斯(Craig　Jones)，在辛辛那提工作，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他每晚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时薪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电话费和水电费，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

　　另一个清洁工在匹兹堡，名叫罗比·格瑞(Robyn　Gray)。她负责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干净得多，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个人假期。罗比和她收入类似的丈夫，不仅买了房子，还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

　　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为克雷格背后没有工会，而罗比则是工会会员。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其哲学是任何干全职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结果，罗比的时薪比克雷格高一倍，再加上各种福利，其真实收入更高。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来叫喊:高薪伤害经济！那让我们看看高薪是如何伤害经济的吧。在罗比生活的匹兹堡，清洁工聚居区的住房拥有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最近20年稳定上升。到2005年为止，这个穷区57％的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扣除通货膨胀，在过去3年，匹兹堡的中等家庭年收入从39643美元上升到40699美元。

　　再看看克雷格居住的辛辛那提，几年前的骚乱震动了世界，相信中国的电视观众还记忆犹新，犯罪率奇高，毒品贩子遍地，乃至像克雷格这样一文不名也会遭抢劫。人均收入仅有9759美元。

　　老实说，人均9759美元的年收入并不值得抱怨，我们家曾在这样的水平上生活过，虽然艰苦，但过得很幸福，孩子也教育得很好，这样的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像克雷格这样的人，一年收入也就6000多美元，如果两个这样收入的家长养一个孩子，人均也就4000美元。他们面临的根本不是先富后富的问题，而是根本富不起来。当一个人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根本没有前途时，他凭什么要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而罗比和她丈夫的收入加起来，5万美元左右，接近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结果是孩子都上了大学，下一代不会当清洁工，两代之间完成了产业提升。

　　再看看这种高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辛辛那提，清洁工年周转率是300％，大家干几天就走。而在匹兹堡，清洁工的年度周转率仅30％，大部分人愿意留在任上。结果，清洁公司用于招聘和培训工人的钱就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效益。匹斯堡的清洁工区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孩子能读完高中，很多上了大学，治安好，需要的警察就少，进监狱的也少。要知道，美国一个低级警官的收入至少也得四五万，高级警官常常挣到十万上下。监狱里维持一个犯人，年消耗也要两万多。而辛辛那提克雷格住的区，过半黑人没有全职工作，许多人进了监狱。那年骚乱，暴民与警察对打，警方不得不要求增援，还谈什么经济效率。

　　我从来不怀疑，“主流经济学家”总会计算出许多数据，证明最低工资的法律要求对经济有害。但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是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条款的。那里的老百姓不唯经济学家是听，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更靠得住。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率，往往过于狭隘，只局限于就业率等几个最常规的数据。他们很少考虑犯罪、辍学率、毒品乃至公开的骚乱对社会的消耗。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并不认同用最低工资等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贫困问题。但职工组成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是保障他们权利的有效手段。而政府的职责，是提供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维护自己权利的竞争秩序，使每个人都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

        转自南方都市报

----------------------------------下面是我说的，呵呵----------------------------------

        主流经济学家的确一直坚持的是一种最低工资有害论，而其前提假设也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和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情况下，得出这一结论的。如果存在法定最低工资，相当于存在peice ceiling of labour market,自然无法降低到market clearing price,没有办法达到市场出清，显然会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也就必然要出现involuntarily unemployment非自愿失业，其实也是社会上短期内永远不能消除失业的原因之一。正由于这种分析，刨根究底起来，工会labour union的势力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工会的势力越大，与资方negotiate的本钱就越充分，越有可能用种种力量迫使资方订立最低工资，而且由于negotiation cost协商成本也是一种高昂的administration cost管理成本，所以当工会组织势力强的时候，工资合同一般是3-5年重新签订一次，时间比没有工会组织存在的时候要长的多，因此加剧了工资的刚性/粘性，导致工资更加难以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逐渐达至市场均衡价格。由于这个经济模型的分析，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大力削弱工会组织的力量，罢工也不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作者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另一个问题，工资不等于福利，工资可能会是需要低一点，来促进充分就业，但是福利又是另一回事了。收入income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工资wage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对于越发达的国家的个人来说工资占收入的比重要比不发达国家低。也许工资降低了，工会实力减弱了，相应应该提高社会福利的水平，但是说到福利，又会牵涉到另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福利怎么给，福利会不会给政府带来过大的赤字，福利在带来消费者的效用的同时也损害了社会的效率，福利分配牵涉的公平问题，福利带来的激励机制的减弱（西欧福利国家存在较高的自愿失业，因为失业保障太好）等等问题，可能比工资问题更加复杂。相关起来又会有一大堆的理论和种种有趣的模型。

        这是一部分理论的说法和一部分的现实，但是这篇文章也提供了另一个事实，经济学的课本上没有提过的方面。其实经济学的问题都会是这样的，学了理论和模型觉得是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但是加上现实的种种因素，如政治、文化、宗教等等经济模型很难体现的外因综合作用，事情又变复杂了，就不是花几条曲线，解几个微分方程，求一下最优解能解决的了。

        不过这也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

        今天很偶然的走进了一个高中好友的space,一直不知道她有写space的习惯，嗯，看见她在复旦生活的很好，日子过的很充实，俨然一个文学少女般过日子，真好，起的名字也很不错，意蕴深长，叫“无逸”。看着她写的文章，感觉新闻专业还是挺适合她的，加油加油~

         看到同学写着忧国忧民、深思熟虑的文章，自己呢，每天都是无所事事的，总是拿“反正这一年……”这个借口来搪塞。就算下个学期开始了真正的大学生活呢，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整天写文章、看杂志、看散文吧，我觉得自己的心里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世俗功利，所以我不应该读文学这一类的东西的，我没办法控制自己不去追求利禄，感觉能在心里占据一席之地的应该是我想要得那份offer吧，始终是太现实啊~我曾经也很想过一方面在金融市场糊口一方面又能清心寡欲的生活，这种组合实在是有点诡异。

       

        自然，逛blog,space总是会忍不住的看看好友的“好友link”，抱着有没有我认识的又失掉联系的同学现在怎么样了的心态，也抱着以前不了解这个人，去窥看一下的心态~就犹如我当初开始写blog的想法。果然，我发现自己以前认识的人是多么少，就算对很多认识的同学了解的也是不多，甚至根本就是以貌取人、道听途说、想当然的以为这个同学该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其实很多时候，认真看看人家的形如日记，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一下这个认识的人，前提是他写blog没有在作秀啰。

        又看到有人在讨论，到底为什么写blog...是不是有被窥看的暴露欲。也许是吧，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日常生活里把人的行为看得简单一点，在写评论和做研究的时候再去把人性复杂化呢？其实，blog也只不过是让大家保持联络的一种方式，一种方便的方式，谁都知道，真正隐私的东西根本没有人会写在blog上的，真的要写的人会设隐私权限的，写出来的都是不怕别人看到的东西，问题是看的人明不明白写的人再说什么，文字本身也是一个密码吧。何必那么复杂，争论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都不是名人，又不是什么老徐的博客，是不是在作秀是不是在暴露自己也没有人关心的，人家是名人，人家的任何花边新闻都会有被评头论足的价值，我们嘛，其实自己觉得能够满足到自己的发泄也好，交流也好的欲望，并无不可。既然这个东西存在了并繁荣的发展了，就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吧，不是说存在的东西一定合理，但至少还没有发现它太多的不合理成份。很多人都会去名人的博客，我一个都没有去过，什么老徐，郭敬明，一点都不感兴趣，送钱给我我都不一定去看，除非哪天吃饱噎着没事干了。至于余秋雨啊，我不是特别欣赏他，觉得也就是还可以吧，所以也不会去看的，没准哪天不小心闯进去了。至于点击率和评论回复，如果我写的是认认真真的文章的话，也许会在乎的；如果我只是写日常生活的点滴，有没有人看其实也不重要，很有可能等打完一篇日志的时候，当初写这个日志的动机和目的已经消失了。

        而不想熟的人的blog,往往也就是看完了一次，浏览浏览就算了，以后再也不会去的了，相熟的才会老相往来，从来不想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但是也觉得老想得简单了也不是好事。

       

         又看到“回忆”一词及相关熟人的留言，我真是不想承认，自己过去这一年，真的是活在回忆里，我也知道个人活在回忆或记忆里不想出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不满于现状。看完朋友同学的blog，发现过去一年，尽管有开心或不开心之事种种，也有很多人会喜欢在过去的重大时刻重现的时候，比如高考，五一之类，来回忆过去，纪念往昔，可是我同时也分明的感受到，多数的朋友们在一年里是得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的，很多已经摆脱了过去的自己的影子，找到了未来的道路。而我呢，我觉得我不仅没有摆脱过去的自己，而且从骨子里还是顽固的死守着过去的自己，包括一些缺点吧。高中的三年，其实我是成长了很多的，起码知道了，人要往前走，就要不断的审视和扬弃过去的自己。而这一年，我承认是我一开始就想错了，定位错了，以致一年里做的多数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弄得自己一点都不开心，心理上来说，也一点都没有变得更成熟，我觉得自己反而变得更加幼稚无知，对周围事物的观感，从敏锐渐渐变成麻木，幻想很多时候取代了现实，因此这是怎样的一年呢，不堪回首的一年，我用一年把自己从用3年时光打造的自己变回了一个龌龊的自己。

        而我虽然知道时间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能回头的事情，却常常告诉自己这一年这样过去了没有关系，其实我心里是隐约可以感觉到自己每做的一件事情都会在未来有相应的结果吧，我想我以后会需要为自己在这一年里的浪费人生的行为来买单的。现在的我，庆幸这样的生活马上要结束了，又担心人一旦习惯了某种模式，会回不到原来的轨迹，比如，习惯了出轨的火车应该很难回到正轨，如果以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毕竟，我的毅力已经从一年前的100点下降到现在的5点或10点，我很难保证自己会不会在计划的道路上出轨。我虽然相信，很多东西都会回来，但是需要一个过程吧，而我知道，这个过程，不能是匀速运动，否则定然来不及，应该要尽快的加速才对。

       

        其实，我想我现在的心情比较复杂，但是恐惧和后悔占了很多。

Stephen Hawking visited HKUST last day and gave a public lecture about the origin of universe. Wow...Hawking ar....So famous and prestigeous a scholar, so outstanding a leader in his own research area, who is thought to be the new era Ainstein, would finally chose to make a trip to HK, which is near impossible to happen in mainland ZSU. And what's the most marvellous is his courage to the tough life and  phpysical obstacles. Though handicapped in almost every sense, he is still so optimistic. Seeing him make forth to speak out words effortly, one by one thtough computer, I strongly hope I can also have a chance to listen to his speech.

Anyway, it also yields that HK is a place full of all sorts of opportunities, many of which I can't imagine in mainland~

        美国总审计署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负责赈灾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对发放赈灾款的管理一塌糊涂。

　　赈灾款被用于购买橄榄球赛门票，支付度假费用，甚至支付给了一名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总审计署的调查发现，在美国政府去年对“卡特里娜”以及“丽塔”飓风灾害发放的赈灾款中，高达14亿美元的赈灾款被通过各种障眼法冒领，用于购买橄榄球赛门票，支付度假费用，甚至支付给了一名打离婚官司的律师。

　　16％赈灾款被冒领

　　美国总审计署是美国的最高审计机构，它代表国会对联邦政府及其官员的财务活动进行审计监督。该机构通过秘密调查发现，负责赈灾的联邦应急管理局对发放赈灾款的管理一塌糊涂。根据13日公布的调查证据显示，那些以新奥尔良公墓作为家庭地址的囚犯、一个在夏威夷酒店住了70天的人都可以轻易获得灾民身份，然后从政府救灾款中分得了一杯羹。

　　美国总审计署的结论认为，联邦应急管理局在去年“卡特里娜”以及“丽塔”飓风袭击美国后发放的数十亿美元赈灾款中，有高达16％是被冒领的。

　　总审计署一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工作人员使用一个虚假地址获得了房租补助，居然拿到了一张美国财政部开出的价值2358美元的支票。

　　更令人吃惊的是，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巡视员在得知支票申请人并没有住在那个虚假的地址后仍然支付了“房租”。

　　申领程序存在严重缺陷

　　风灾发生后，每名登记灾民至少可以领到面额为2000美元的借记卡，用于购买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由于联邦应急管理局审核赈灾款申请者个人信息的流程存在“严重缺陷”，有的时候甚至只是“走形式”，许多人成功地钻了空子，用虚假身份、虚假住址、甚至虚假社会保险号骗领到救济金。

　　有1000名登记灾民使用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等监狱中正在服刑的囚犯的名字以及社会保险号，结果他们所涉及的数百万美元的赈灾申请不但得到批准，并且获得加急办理。

　　为了调查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失职，总审计署让一名灾民用13个不同的社会保险号申请救济，结果收到了总额高达13.9万美元的救济金，而且这些钱都是寄到同一个地址。

　　已破1500宗案子

　　联邦应急管理局表示他们已经破获了1500宗冒领赈灾款的案子，并且移交给了国土安全部检察长。这些案子涉及的金额达到1680万美元，而且该局正在尽力追讨被冒领的款项。但是美国总审计署表示有95％的理由确信被冒领的款项在6亿美元到14亿美元之间。

　　审计报告指出，美国政府部门在救灾过程中还存在着严重的超支花钱行为，一方面表现在许多灾民用救济款购买奢侈品，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地方政府将上万间提供给灾民的临时住房闲置，安排灾民住进豪华宾馆。那些安排入住豪华宾馆的灾民通常都会领到两次救济金。因为当局会向灾民发放租房补助，同时又向宾馆直接支付房租。

　　在其中一个例子中，联邦应急管理局向一名灾民支付了2358美元的租房补助，但是同时又花了8000美元安排他到夏威夷一家酒店住了70天。

　　联邦应急管理局发放的750张价值150万美元的借贷卡也落入了所谓的灾民手中。结果这些钱被用于：

　　——全包的加勒比海7日游，入住多米尼加共和国豪华酒店；

　　——新奥尔良橄榄球赛季节赛套票；

　　——在加州用于购买色情书籍；

　　——香槟酒以及其他饮料支出；

　　——休斯敦一宗离婚官司的律师费。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6-06/15/content_8125280.htm

连美国都这样，十几亿美元，你说，俺们中国要这么审计审计，会是多少呢？保准能吓死一般平民老百姓了。。。

        看完了下部，没有了看上部时的很多感觉，变得干巴巴了，不完全是作者写的原因，不怎么喜欢。

        好像最大的感觉是意外，意外结局为什么是这样，意外怎么没有了我预想中下部会发生的矛盾与冲突，意外怎么比上部有些地方更冗长，也挺意外有些内容比较露骨，意外怎么400多页之后会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是意外的失落和失望？

        算了，觉得自己也没想清楚想说什么，等再想清楚一点再说了。

        真是越发感慨，为什么余华笔下的小说里的人物的命运都是如此悲惨，时常会令读者想还会有更惨的人吗，然而可怕的是一想之下，似乎确实有很多比主人公命运更加凄惨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残忍的作者，同时是一个善良的作者。然则即便如此悲惨，人物终究是艰辛的活下去了，他没有太多的想法，仅仅是知道，活着本身已经是一种艰难，也是一种幸运，而活下去甚至更需要勇气，更需要坚韧，纵使世界都似乎禁止他生存下去，他仍然要反抗这莫名的枷锁……

       福贵一开始是一个活该的混球，慢慢变成一个可怜的人，即使他曾经不是一个混球，在那样的年代里，经历了抗日、国内战争、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他还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地主，游手好闲，败光家产，沦为贫农，家破人亡，被拉去充兵，躲过枪林弹雨，时不时家就被砸光，时不时至亲就哀戚的死去……最后只剩下孤身一个人，孤独的活着。

        最不能接受的，是平平凡凡的好人，偏偏都死得那么的奇怪和无辜。福贵的儿子有庆，竟然是在为救县长的老婆生孩子而献血的时候，被医生活活抽血抽干死去的，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人心；女儿凤霞，本身已经很凄惨了，又聋又哑，好不容易终于嫁得一处好人家，怀了孩子，本来都还好，虽然难产还是生了个男孩，没想到生产完没一会，就出了问题，又这么凄惨的死去了；妻子家珍，挨过了丈夫不长进、家庭破碎、社会动荡的一干不幸，从大小姐变成了农妇，最后却还要患上绝症，还要眼睁睁的看着儿子女儿一个个死去；还有他可怜的孙子，才四岁就被他自己煮的豆子活活噎死，因为穷，因为没吃过豆子……

        是不是还应该残忍的补上一句，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呢？

        血泪传奇的往昔过去，现在的福贵只是一个牵着老耕牛，对它自言自语的老头，默默无闻的活着……

（to be continued...）

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不知道端午节快到了，现在我知道它快到了，可惜我想起的不是伟大的屈原（我想我不会用这个词去形容他吧，因为我对他知道得很少），只是平凡的粽子。

我想起的也不是今天看广州日报的什么88元的鱼翅粽子，只是家里冰箱里的肇庆粽子，或者速冻格里的五芳斋；其实说穿了，我也不是想吃粽子，我甚至都根本不想吃那油腻腻的粽子，呵呵~那么我想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一个随时有粽子在等着我，不管我想不想吃它的家。

其实我觉得自己不是特别恋家的人，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少煲粥回家，好像挺对不起爸爸妈妈的，不过我想这是性格和习惯问题。我更想爸爸妈妈跟我用摄像头什么的聊聊Q,讨厌那种要买电话卡的限制，不喜欢打电话之前要输入一大堆号码，极端的浪费时间，也觉得电话里似乎很多东西说不清楚，加上可能受老爸的影响，他不喜欢我们无端端的东家长西家短的唠嗑个没完没了，所以我也习惯了，有事就说，没事就不说，有什么要说的写下来……可能是个坏毛病。

我想回家了，我想念家里的一切，当然包括大大的液晶电视，我要用它很爽的看电影！

最近不能摒弃一种怨念，为什么期中考要一个星期考一门，其实一个星期每天考一门也挺好，起码不用我在那一个星期里都觉得自己深度颓废，不复习不是，复习也不是，不可能可以一个星期对着同一门课死磨烂啃的，功夫也都是平时做的，抱佛脚也是没什么用的，考的时候不在状态就是考得不好的了。就因为这样的时间安排，我没办法回家了，加上这个星期，3个星期不能回家了。原本和同学的游玩计划，很大可能也全部搁浅了，我不要考4级，我的朋友还都是要考的。可能无良的期末考也会是这种情况，早早的考了高数，然后专业课开始慢性循环，据说要到7月中才能放假……我绝对不能忍受，我巴不得考完最后一门的那一刻，就可以收拾包袱走人~

也幸好我真的可以走得很快，很干脆，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深度的悲哀，只不过在这里，我不觉得这个悲哀有那么可怕，因为这份悲哀并不是很值得我伤怀，因为没有遇上觉得志同道合的人，没有遇上让我很喜欢的人，也没有遇上让我很敬佩很欣赏的人，就这么平平淡淡，孑然一人，真是可惜。喝到了一杯白开水，又有什么办法，我喜欢喝茶，可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会有清香的茶；我当然也喜欢喝一些饮料，可是饮料，也不是来者不拒，什么都喜欢的，我有我的喜好。没有走进合适的cafe，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可能这个cafe的店主，根本就没有我喜欢的东西，也可能我喜欢的那杯，藏在menu的某个角落，我就是在cafe里面坐一年，也喝不上。世事就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我喜欢的（莫要误会，看不懂就算了，看得懂的话，我会很开心），不在我身边，或者见不到；我不喜欢的，每天都在打转......看见它，不讨厌，可是无从谈上喜欢......

好的，开头是粽子，结尾变成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