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hr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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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最近做了一个报道，颇能帮助我们理解福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该报道描述了两个清洁工的命运及背后的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直观的例证。

　　一个清洁工叫克雷格·琼斯(Craig　Jones)，在辛辛那提工作，职务是清除垃圾，这在清洁工中也是最脏最累的活儿。他每晚工作4个小时，一周工作5天，时薪6.5美元，一个月500多美元。他租最便宜的房子，每月租金215美元，再扣除电话费和水电费，剩下的钱够吃饭就不错了。

　　另一个清洁工在匹兹堡，名叫罗比·格瑞(Robyn　Gray)。她负责一个会议中心的卫生，工作环境干净得多，每周工作40个小时，一小时12.52美元，年收入26000美元。同时，她享受健康保险、三周的年假和三天的个人假期。罗比和她收入类似的丈夫，不仅买了房子，还把两个女儿都送进了大学。

　　两个清洁工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因为克雷格背后没有工会，而罗比则是工会会员。在匹兹堡，强大的清洁工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要求“生存工资”，其哲学是任何干全职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能力养家糊口。结果，罗比的时薪比克雷格高一倍，再加上各种福利，其真实收入更高。

　　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看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出来叫喊:高薪伤害经济！那让我们看看高薪是如何伤害经济的吧。在罗比生活的匹兹堡，清洁工聚居区的住房拥有率和高中毕业率在最近20年稳定上升。到2005年为止，这个穷区57％的家庭自己购买了住房。扣除通货膨胀，在过去3年，匹兹堡的中等家庭年收入从39643美元上升到40699美元。

　　再看看克雷格居住的辛辛那提，几年前的骚乱震动了世界，相信中国的电视观众还记忆犹新，犯罪率奇高，毒品贩子遍地，乃至像克雷格这样一文不名也会遭抢劫。人均收入仅有9759美元。

　　老实说，人均9759美元的年收入并不值得抱怨，我们家曾在这样的水平上生活过，虽然艰苦，但过得很幸福，孩子也教育得很好，这样的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但像克雷格这样的人，一年收入也就6000多美元，如果两个这样收入的家长养一个孩子，人均也就4000美元。他们面临的根本不是先富后富的问题，而是根本富不起来。当一个人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下根本没有前途时，他凭什么要尊重这样的游戏规则呢？

　　而罗比和她丈夫的收入加起来，5万美元左右，接近美国的平均家庭收入。结果是孩子都上了大学，下一代不会当清洁工，两代之间完成了产业提升。

　　再看看这种高工资对企业的影响。在辛辛那提，清洁工年周转率是300％，大家干几天就走。而在匹兹堡，清洁工的年度周转率仅30％，大部分人愿意留在任上。结果，清洁公司用于招聘和培训工人的钱就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宏观经济效益。匹斯堡的清洁工区基本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孩子能读完高中，很多上了大学，治安好，需要的警察就少，进监狱的也少。要知道，美国一个低级警官的收入至少也得四五万，高级警官常常挣到十万上下。监狱里维持一个犯人，年消耗也要两万多。而辛辛那提克雷格住的区，过半黑人没有全职工作，许多人进了监狱。那年骚乱，暴民与警察对打，警方不得不要求增援，还谈什么经济效率。

　　我从来不怀疑，“主流经济学家”总会计算出许多数据，证明最低工资的法律要求对经济有害。但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大多是有最低工资的法律条款的。那里的老百姓不唯经济学家是听，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经验更靠得住。经济学家定义的效率，往往过于狭隘，只局限于就业率等几个最常规的数据。他们很少考虑犯罪、辍学率、毒品乃至公开的骚乱对社会的消耗。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并不认同用最低工资等行政命令手段来解决贫困问题。但职工组成工会，集体和雇主讨价还价，是保障他们权利的有效手段。而政府的职责，是提供这样一个人人都能维护自己权利的竞争秩序，使每个人都觉得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维护现有的游戏规则。

　　(作者系知名旅美学者)

        转自南方都市报

----------------------------------下面是我说的，呵呵----------------------------------

        主流经济学家的确一直坚持的是一种最低工资有害论，而其前提假设也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下和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情况下，得出这一结论的。如果存在法定最低工资，相当于存在peice ceiling of labour market,自然无法降低到market clearing price,没有办法达到市场出清，显然会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也就必然要出现involuntarily unemployment非自愿失业，其实也是社会上短期内永远不能消除失业的原因之一。正由于这种分析，刨根究底起来，工会labour union的势力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工会的势力越大，与资方negotiate的本钱就越充分，越有可能用种种力量迫使资方订立最低工资，而且由于negotiation cost协商成本也是一种高昂的administration cost管理成本，所以当工会组织势力强的时候，工资合同一般是3-5年重新签订一次，时间比没有工会组织存在的时候要长的多，因此加剧了工资的刚性/粘性，导致工资更加难以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逐渐达至市场均衡价格。由于这个经济模型的分析，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家普遍大力削弱工会组织的力量，罢工也不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不过仔细想想的话，作者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另一个问题，工资不等于福利，工资可能会是需要低一点，来促进充分就业，但是福利又是另一回事了。收入income是由很多部分组成的，工资wage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对于越发达的国家的个人来说工资占收入的比重要比不发达国家低。也许工资降低了，工会实力减弱了，相应应该提高社会福利的水平，但是说到福利，又会牵涉到另一些复杂的问题。比如福利怎么给，福利会不会给政府带来过大的赤字，福利在带来消费者的效用的同时也损害了社会的效率，福利分配牵涉的公平问题，福利带来的激励机制的减弱（西欧福利国家存在较高的自愿失业，因为失业保障太好）等等问题，可能比工资问题更加复杂。相关起来又会有一大堆的理论和种种有趣的模型。

        这是一部分理论的说法和一部分的现实，但是这篇文章也提供了另一个事实，经济学的课本上没有提过的方面。其实经济学的问题都会是这样的，学了理论和模型觉得是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但是加上现实的种种因素，如政治、文化、宗教等等经济模型很难体现的外因综合作用，事情又变复杂了，就不是花几条曲线，解几个微分方程，求一下最优解能解决的了。

        不过这也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